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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pdf:「格物·货币」中国货币简史(中)

 2021-04-05     汇聚货币网   

格物·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

货币pdf:「格物·货币」中国货币简史(中)

【格物·货币】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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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载货币pdf:「格物货币」中国货币简史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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Ⅲ 天生高贵:黄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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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金属铸币时代因青铜而开启,但在金属铸币的“大家族”中,除了铜铸币(铜钱),以及前文提到的铁铸币(铁钱),此外还有黄金、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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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的货币之旅十分独特。它不同于铜钱,青铜只有被铸造成某种特定的形状,才能称之为“铜铸币”,这严格区别于铜器铜具,铜器铜具不会当货币使用。而黄金不一样,虽然黄金只有被铸造称某种特定形状时(如块状、圆饼状、圆形方孔、铤形、条形、锭形等),才会被称之为“金铸币”(即标准的黄金货币),但是,因黄金天生高贵(化学性质稳定且稀缺),即便它被冶铸成各种金饰品器具,也随时都可能被当作货币使用,因而黄金在作为货币使用时,没有严格的形制框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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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随着人们对黄金稀缺性、重要性的认知加深,黄金被人们宝藏是必然趋势,这导致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地位会不断弱化,不断边缘化,直到消迹于货币流通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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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和贝壳一样,在其货币身份进化过程中,同样经历了“装饰品→贵重物→等价物→一般等价物”的四个渐变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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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先祖们发现和使用黄金应该要比使用铜早,古籍中有记载,在远古黄帝传说时期,就提到了黄金。黄金被人们发现和掌握冶炼后,最初被铸成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装饰品使用。目前已发现的最早金饰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金耳环。另外,在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中,就有鎏金和错金青铜器,还有凹凸花印金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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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图:1976年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,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—公元前1400年,大约在夏代和商代前期,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黄金饰品,现藏于甘肃玉门市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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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,可熔铸、易分割、光泽迷人,化学性质稳定(不氧化、不锈蚀、不变质)且稀缺,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其高贵身份,使其区别于其他金属(如铜铁铅锡等)而独树一帜,在全球各地的人类古文明中皆可见“黄金崇拜”现象。中国的先祖们至少在夏商时期,就已经把黄金当作价值贵重的之物,区别于一般物品,黄金即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。因而,黄金在被中国先祖们使用之初,就已兼具了“装饰品”和“贵重物”双重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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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就是黄金向“等价物”身份进化。“等价物”是黄金作为货币的初级身份。黄金和货币结缘,应该在晚商及西周时,当时由于天然贝稀缺,中国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,而黄金就是铸造仿制贝币的材质之一,即:金贝(前文中有提到)。金贝可以说是最原始的黄金铸币。虽然金贝已有实物出土,但目前学界并未将其认定为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,因其出土量太少,只有几枚,缺乏说服力,且古籍文献关于当时的货币情况的记载太少,无法验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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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要真正成为货币,需要继续向“一般等价物”进化。黄金天生优越性明显,因而,要完成向“一般等价物”身份进化并非难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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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时期,黄金完成了向“一般等价物”的蜕变。在古籍文献中,有许多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黄金赏赐和馈赠的事例。另外,在出土的文物中,有战国时楚国爰金,还有卢金和饼金。这些黄金铸币的出土地分布广泛,有一定数量,这说明当时黄金成为了一般等价物,黄金正式成为货币。学术界判定,楚国爰金,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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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图:楚国爰金,一种方印或圆印的块状黄金铸币,有一定的形制和规则,上面有许多小方印,方印上印有“郢爰”字,郢是当时楚国都城,爰是一种货币单位。使用时,将大块的爰金按方印切割开,一个方印算一个单位,称重使用。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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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,黄金和青铜铸币同步融入了金属铸币的阵列,但青铜铸币因大众化而成为主流货币,并开创了铜钱时代,而黄金因高贵稀奇而不够“亲民”,只能沦为配角。当时黄金主要是在贵族王室之间流转,并未在民间广泛流通,黄金和权力财富紧密相连,将普通百姓排斥在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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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完成货币身份认证后,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其货币之旅!第一站就是秦始皇大一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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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推行货币统一改革,黄金为上币(单位为镒,一镒重二十两),铜钱为下币,珠玉龟贝银锡等只用作器饰,不再为货币。所谓黄金上币,应该是指大额支付,如帝王赏赐、贵族馈赠、富商大额交易等,日常交易中仍然使用小额的铜钱。而且黄金和铜钱之间是否有法定的兑换比例,仍无从考证,如果不能兑换,黄金和铜钱独立流通,那黄金将被限制在权势或富商阶层圈内,仍难以贴近百姓生活。不过,从积极面来说,至少黄金获得官方认可,对有利于其推广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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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时,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,以便于当货币使用,有金饼状或方块状,使用时称重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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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图:秦金饼,于1963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武家屯出土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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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秦时“上币”身份,黄金货币之旅进入西汉。西汉初期,仍沿用黄金和铜钱并行制,黄金的单位由“镒”改为“斤”,一斤为十六两,而且黄金和铜钱确立了兑换比例,一斤黄金等于一万枚铜钱。

西汉时期盛行黄金,在古籍文献中,黄金经常被作为支付方式,比如:帝王赏赐、诸侯进献的祭祀贡金、罪犯赎罪费、贿赂。我们以一个数据做对比,以反映西汉黄金盛行,仅《汉书》中记载有明确数量的帝王赐金,就有近90万斤(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7.73万公斤,即277.3吨,汉是衡重制和现代不一样),而中国央行2018年年底的黄金储备也才1688.5吨,可见西汉皇帝发红包多大气!

在汉代对外贸易中,也基本用金银支付。西汉张骞通西域,开辟丝绸之路,中国对外贸易起步,而金银在对外贸易中是通用货币。

黄金在百姓生活中使用时,需要先兑换成铜钱。而且,一般百姓也很少能用得起黄金。当时的黄金和铜钱的关系,就像现在超大面值纸币和小面值纸币的关系一样,二者都是官方货币,但超大面值纸币(如10000元)的流通量就显然大大少于小面值纸币(如50元、100元)的流通量。因而,西汉虽盛行黄金,但依然难以贴近百姓生活。

西汉时,黄金使用以斤称重使用,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,除了饼状、方块状,还有比较特别的两种:马蹄金(马蹄状)和金五铢(圆形方孔)。金五铢和铜铸钱形制几乎一样,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仿铜钱铸造的金铸币。在出土的文物中,安徽寿县、湖南长沙、广西合浦、山西太原、河北满城、陕西咸阳、河南、江苏等多地都出土了汉代的黄金铸币。

▼图:西汉马蹄金,形状似马蹄,根据其上刻划的重要数字与其实际称重相折算,一斤大约为250克,同历来文物和过去考证的楚国衡重制相符。史籍记载,为汉武帝时期所铸。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。

▼图:西汉金五铢,于1980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出土,面文“五铢”,篆书,制作精美,和西汉的五铢铜钱形制完全一致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王莽时期,改革币制,实行宝货制,规定金货一品、银货二品,不过未有实物出土。另外,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,将百姓收缴至中央国库,并下令列侯以下不得藏有黄金,使得流通中的黄金变少。

进入东汉后,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程度和数量,远不及西汉。史籍记载,东汉时帝王赏赐,很少用黄金,东汉两百年间,总共赐金才21740斤(折合为现在是4842.6公斤,即4.84吨),不到西汉的2%。臣子先帝王献贡金也减少了,罪犯赎罪费也不用黄金。黄金在百姓生活中,就更少用了。

黄金本身存量并不会减少,其化学稳定性极佳,只要被开采挖掘出来,存量就只增不减。那么为什么东汉时,黄金作为货币使用会比西汉时大幅减少呢?

主要有三大原因,第一,黄金通过对外贸易外流。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,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,汉朝的对外贸易扩大,黄金当作货币支付,外流到其他国家。第二,黄金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增多(如金饰品器物、寺庙建筑装饰),挤压了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应用。东汉时,黄金被大量用于金饰器物,随着冶铸技术和工艺的进步,金饰器物开始流行,再则,东汉时佛教传入,寺庙建筑、佛像、器皿也大都使用黄金。各种金饰器物虽然也具有货币的功能,但只有在特殊情况(如战乱)下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,因而货币流通中的黄金自然减少。第三,秦及西汉时,黄金主要集中于王室贵族,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,王莽之后,这些黄金也被落到少数豪强权贵阶层手中,再之后便散落民间,东汉时期民间认识到黄金的贵重性,大多将其私藏,一般都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长期战乱,政局动荡,币制混乱,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,布帛、钱币(铜钱、铁钱、铅锡钱)、金银混杂流通,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期阶段,流通着不同的货币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铜钱时代的大倒退,这给黄金带来一丝机遇。由于币制混乱,人们普遍更愿意接受金银,而不愿接受铜钱。除了特定形制的黄金铸币,各种以黄金铸造的金饰器皿均可作为货币使用,黄金的避险作用在动荡时代背景下得以充分凸显。

这一时期,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有一定地域性,主要是在河西和闽粤沿海地区,主要用作商贸交易。河西是中国陆地通向西域的贸易门户,闽粤沿海是海上对外贸易的门户,在当时对外贸易中,外国商人大都接受金银,因而黄金在这些地区比较通用。

魏晋南北朝,由于战乱和对外贸易需要,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比东汉要稍微普遍一些,但要注意的是,这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的“特列”(黄金避险作用),并不代表黄金又盛行起来了,而且,黄金也只是偶尔地用于大额交易,在大多数时候仍被宝藏。

这一时期黄金使用有三大特征:一,政局动乱,各军阀割据势力抢占金银为已有并私藏,民间百姓也都将黄金宝藏起来,黄金被宝藏后,会偶尔拿出来当作货币用;二,在东汉的基础上,金饰器物更为流行,远超两汉时期,消耗了大量黄金,这些金饰器物也会偶尔被拿出来当货币用;三,南北朝佛教盛行,相比东汉,寺庙建筑装饰用金量更大,这也是黄金退藏的一种途径。以上三者共同决定了货币流通中黄金的减少。

这一时期,黄金作为货币支付流通时,一般是以“斤两”称重使用。西晋时,黄金的称重已经由“斤“改为“两”,南北朝时期,通常以“两”为单位,此后各代也基本用“两”。另外,黄金铸币的形制已经十分成熟且多样化,一般“饼形”(金饼)和“长方铤形”(金铤)这两种比较常见,另外有仿铜钱铸造的黄金钱币,还有金条、金钣。

▼图:北魏时期“天兴七年”黄金钱币,仿照铜钱形制铸造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之后,大部分的黄金已散入民间。长期的战乱洗礼也给了人们一个深刻教训:黄金在战乱年代有避险的功能,黄金是真正的硬通货,于是,人们对黄金的宝藏倾向越来越重,黄金退藏命运已不可逆转。

到唐朝时,政府层面依然肯定黄金的货币地位,黄金广泛用于租税、赏赐、进奉、贿赂、军政支出、官俸、馈赠、赎罪、赈济救灾、债务等方面。但是民间却鲜少用黄金作货币流通,唐朝社会安定,黄金的避险功能丧失。

民间的大多数黄金要么被宝藏,要么被送到金银匠铺铸成各种金饰品器物(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,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),这些金饰品器物大都被主人在家中珍藏或赠送流转,并不作为货币流通。

唐朝的主流货币是铜钱和布帛,黄金很少用来表示商品价格,也很少用于日常商品交易。若要使用黄金用于商品交易,人们一般会将黄金到金银铺兑换成白银或铜钱,而不是直接用黄金交易。

唐末至五代时,黄金作为货币流通的普及程度,甚至连白银也不及,沦为二流配角。

唐代时,产金量增加,且外贸中有黄金流入,黄金铸币数量也有增多,而且金铸币的铸造更精整,形制有金铤、金饼、金钱币。

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,黄金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基本和唐朝差不多,没有明显改变,依然主要用于帝王赏赐、政府开支、赋税缴纳、贿赂、馈赠等,少见于民间流通。

宋代时,金铸币的形制更为丰富(这一点和宋代铜钱一样),基本是以金铤或金锭为主,还有金饼、金牌(条形)、金币(圆形方孔)、沙金、叶子金等,宋代曾铸有大量的圆形方孔金银钱币,不但宫廷中多,民间也多,且金银钱币基本都是被用作赏赐、馈赠、贿赂,鲜少在日常交易中流通。

▼图:北宋“淳化通宝”金钱币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▼图:南宋金锭,长7厘米、宽4.2厘米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▼图:南宋金牌,长13厘米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唐宋时期,白银地位快速崛起,到宋时,白银在货币领域的应用全面超过了黄金,对黄金形成全面挤压之势,黄金基本退藏。黄金已基本成为了财富储藏的载体(包括金饰器物等各种形式的黄金制品),而不是流通货币的载体,此后的元明清和民国皆是如此。

元朝时,政府极力推行纸币,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(禁令都是短期的),甚至连铜钱也屡次禁止,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。在关于元代货币的古籍文献中,鲜少提到黄金,一般都是白银,纸币也是和白银挂钩。

明朝和元朝一样,极力推行纸币。明前期,朱元璋发行“大明宝钞”后,就禁止金银流通,金银只能买给政府兑成纸币,明英宗正统后,大明宝钞因贬值而被弃用,白银获得主币地位,铜钱为辅,黄金在货币流通中更是不见踪迹。

清朝时,推行白银、铜钱并行货币制,黄金也鲜少见于流通领域。不过清末至民国时期,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时代变革,政局也持续动荡,黄金的避险作用再次凸显,这和以往任何战乱动荡时期一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私相买卖,但允许收藏或被铸成金饰品。虽然官方废止黄金作货币流通,但官方依然认为黄金是硬通货,目前中国央行储备着大量黄金(截止2018年年底1688.5吨),以备特殊情况下使用。

回顾千年黄金的货币之旅,从晚商的金贝的诞生,到春秋战国的爰金问世,再到秦汉时的盛行黄金,之后形势急转直下,王莽之乱让黄金散入民间,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乱,让人们意识到黄金的宝藏价值,从此以后,黄金的退藏趋势越演越烈,不可逆转。

虽然目前黄金已隐迹于货币流通中,但是其一直保留着“硬通货”的身份,两千多年从未变过,它随时都有可能重现货币江湖,取代法定纸币,重担大任。黄金绝非仅仅只是一种闪着光芒的稀有金属,而且人类货币史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坚实信任载体。

Ⅳ 大器晚成:白银

白银和黄金,同为贵金属,但二者的货币命运大相径庭,黄金早早成名,却很快就盛极而衰,白银则是厚积薄发,大器晚成。

白银的货币之旅异常崎岖。虽银铸币早在春秋战国就已产生,西汉也铸有白金三品,但从春秋到东汉这几百年里,古籍文献中关于用银的记载很少。在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时期,白银崭露头角。唐开始,用银开始扩大化,其货币地位开始上升,白银渐渐普及流行。到元、明时期,官方打压白银(多次禁用金银),但是白银的货币地位已深入人心,用银大势不可逆转,明中叶时,白银成为主流货币,银本位正式确立。

商周时期,白银和黄金一样,已是装饰品和贵重品。到春秋战国时,银已经被铸造为一定形制的铸币,已出土的有银布币和银贝币,数量较少,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银铸币。不过古籍文献并没有提到关于银贝或银铸币的使用情况。

▼图:战国银布币,来源于网络。

秦始皇统一战国分裂局面后,推行货币统一,以黄金为上币,半两钱为下币,银不作为货币,仅作器饰。在秦始皇之前,古籍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以银为货币的记载,因而对于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,很不明确。

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铸造白金三品,这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由官方铸造的银铸币。白金三品铸行后,由于作价过高,被民间私铸,导致白金跌价,很快就被废止了。

“白金三品”为银锡合金材质,白色,三品即三种不同形制:一、龙币,圆形且有龙纹图,重八两,值三千;二,马币,方形且有马纹图,重六两,值五百;三,龟币,椭圆形且有龟背纹图,重四两,值三百。

▼图:白金三品,圆形龙币,方形马币,椭圆形龟币。来源于网络。

西汉之后是王莽新朝,王莽推行“宝货制”币制改革,规定白银为二品,白银以半斤为单位使用。史书中也记载不明。

到东汉时期,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多了一些,无论是帝王赏赐,还是宝藏,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。汉代出土的文物中,有一种“中元二年考工所造”的银铤,中元二年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,不过史料中未记载当时铸过银铤,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银铤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社会动乱,白银和黄金一样,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当时黄金被宝藏得较多,给白银让出更多的货币空间。

魏晋以后,记载用银的例子多起来。在河西地区,由于是通西域的贸易门户,该地区通用西域的金银钱和波斯银币,外国的金银币也随之流入中国,闽粤沿海作为对外贸易区也用金银。南北朝晚期,在内地的一些大宗贸易中,也多用金银,特别是用银支付较多。

当时银铸币最普遍的形制是银饼和银铤,该时期古籍文献中关于金银饼的记载较多。除了饼形和铤形,还有圆形方孔的金银钱币,还有各种金银钣或金银条,以及金银饰品器物。

西晋末年时,已有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,当时银以斤为单位,不过南北朝时改为两为单位。

这些都综合说明,魏晋南北朝时期,白银的货币地位崭露头角。

到唐代时,白银的使用扩大,用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。白银和黄金一样也用于赏赐、馈赠、税捐和军政开支等。到唐末时,许多政府开支也用白银(主要是铜钱)。另外,唐政府和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,多是用金银,以银居多,当时的西域国家流行的圆形无孔的银币,也流入到大唐境内。不过,除了政府层面和外贸,白银在民间作为货币支付流通依然很少见。

唐代使用白银仍以斤两称重使用,主要论两,通常以银铤的形制流通使用,还有银饼、银钱币(如开元通宝银币)。当然也流行各种银饰品器物,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,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。

到宋朝时,白银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,白银在货币领域中的运用全面超过黄金,基本取代黄金流通。帝王赏赐通常是金银并提,而且用银的次数更多,政府的开支、人民税捐、馈赠、贿赂等,均用银超过黄金。而且宋朝给官员的俸禄,以及军饷,也有用银的例子,而黄金是没有的。另外,在宋代的对外贸易中,大多都是用白银,宋政府向辽金献贡,也基本用银。南宋时期的纸币“会子”以白银来收兑,说明白银可与纸币兑换。民间的大宗交易有时也用白银。这些都说明白银正在向主流货币行列迈进。

当然,白银也和黄金一样被宝藏,但人们更倾向宝藏黄金,且白银的存量本身远也比黄金多,所以白银被宝藏的程度并不严重。

宋代时,银铤十分常见,银铤有大有小,上面刻有其自身重量,以两为单位,最大的银铤重五十两,小银重量各异,没有固定重量等级。除了银铤,还有饼形和长条形,银饼是沿用以往朝代,用得较少,长条形有时称银牌(有时也称银铤)。另外,宋朝还铸造有大量的金银钱币,不但宫廷多,民间也多,银钱币明显多于金钱币。

▼图:北宋五十两银铤,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。

与南宋形成对峙的金国,一向通用白银,以五十两为一锭,宋时“铤”改名为“锭”,宋以后,专用“锭”字。银铤或银铤在形制上很相似,因而区别不大,二者有时容易混淆称谓。

到金章宗承安二年(1197年),铸造“承安宝货”银锭,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,每两折铜钱二贯,公私均做现钱使用(可直接用于日常商品交易),这是继西汉武帝之后,第二次由官方正式铸造、且记载于史册的银铸币。不过,承安宝货银锭也因被私铸,行用三年后就被废止。

▼图:承安宝货一两银锭,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。

承安宝货银锭虽被废止,但是并不影响当时的金国百姓使用白银。金国晚期时(1193-1234年),当时由于金国滥发纸钞,造成纸币贬值,民间盛行用白银,再加上金国的铜钱本身铸造量少,官民窖藏铜钱,金国末年时,货币流通中几乎都是白银。

在1234年蒙古铁骑灭金之前,大蒙古国(元朝前身)已经使用白银。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大蒙古国皇帝后(元朝实际上已建立,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“大元”),白银已是通行货币。

自1260年后,元政府极力推行纸币,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(禁令都是短期的)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。不过,禁令基本无效,民间依然普遍用白银,古籍文献中,也记载有关于元代普遍流行以白银为货币使用的大量事例。元代铸造的铜钱也很少,所以白银使用普遍也并不奇怪。

元代时,白银不仅用于借贷、俸禄、军饷、赏赐、税捐和大宗交易,物价也以银标价,而且元政府发行的纸钞也是以白银为准备金,元政府发行的“至大银钞”,是首次出现的“银钞”命名纸币,表示该纸钞以银为本位。

元朝用银基本也是银铤或银锭,以两为单位称重使用。从元朝起,就有人把银锭称为“银元宝”,元宝称谓此后一直在明朝清朝沿用。

▼图:元代银锭,沿袭宋金时期同类银铤形制,扁平状,弧首,束腰,面微凹,背布满蜂窝状气孔。银锭上刻有 “沂州”、“使司”、“行人”等字样,沂州,今山东临沂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明初洪武年间,明政府极力推行纸币“大明通行宝钞”为主,禁民间金银交易,金银只能卖给政府兑成纸币,也禁用铜钱,但纸币发行后持续贬值,民间用银依然不绝。

自唐以来,白银逐渐深入民间百姓日常生活,金、元时已普遍用银,到明代时,以银为货币的观念在百姓思想中已根深蒂固,用银趋势已不可逆转。而且,明初期时铸造的铜钱很少,纸币也持续贬值,黄金太稀缺,那么白银就自然成为百姓的货币首先。所以,明朝的用银禁令,基本没有实效。

到明英宗正统元年(1436年),纸币已严重贬值而被民间弃用,明政府无奈宣布解除银禁令,公私支付都能用银,由此白银获得官方认可。当时,田税、徭役、商税、盐税、关税和其他税收,都折收银两。之后,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,民间一切商品也以银计价,即便是小额支付也用碎银和铜钱,这些现象集合,标志着银(两)本位制的货币制度正式确立,大器晚成的白银终于跻身主流货币。

明中叶后,由于银本位制的确立,民间兴起了一些兑换金银、铜钱的兑换钱庄,这也为白银的通行提供了条件。

明嘉靖八年(1529年),明政府规定解京银两皆铸成银锭,并纪年月、官吏、工匠姓名,从此,银两有了规定的成色、重量和单位,又将银两定为纳税的官方货币和国家财政计算单位,至此,银两称重制正式确立。明代的银锭依然是以两称重使用,一般的银锭都是五十两,最大的有五百两,还有各种小银锭。

▼图:明朝“金花银”银锭。此银锭呈马蹄形,凹面刻有地名、税别、重量、内耗及有关官员和银匠姓名等内容。“金花银”是明代中后期折收税粮的银两,原意是指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,又名折粮银、折色银或京库折银。明代地方政府每年将收齐的散碎银两铸成银锭(多为五十两一锭),上交中央户部。这个银锭是万历十六年(公元1588年)福建建宁府上交给户部的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明代的银锭基本是马蹄形状(如上图),有时也称“银元宝”,用来支付流通;此外还铸有圆形方孔的银钱币、圆珠形的银珠,方片形的银叶,用作赏赐;另外还有银牌,用于对西域的贸易支付。明代时,铸造的圆形方孔的银钱币数量远超前代,万历年间(1573-1620年),大开银矿,银产量大增,铸造了大量的“万历矿银钱”。

▼图:明朝万历矿银钱,铸造于明万历年间,面文“万历通宝”,背文“矿银四钱”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另外,明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,但是仍和外国有一些经贸往来,期间一些欧美国家的(圆形无孔)银元流入中国。由于明朝银锭的成色标准不统一,因而流通中难以辨识真实价值,这为外国银元在中国境内流通创造了条件。

到清朝后,延续了明代的银本位制,白银基本占据主导地位,铜钱辅助,纸币流通只是阶段性的。政府层面也力推白银。

清代前中期,中国本土的银铸币名称、形制、成色、称重“两”秤砝均不统一。同时,清初以来,一直有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境内,嘉庆年间,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,此后一直行用到民国时期。外国银元的流行,让清政府思考对本国银铸币的形制进行改造,清末光绪时,清政府批准广东省模仿外国银元铸造“光绪元宝”新式银元,这是中国新式银元的开端。

清代时的白银名称和形式多样,主要有四类:银元宝(马蹄形,也称宝银),银锭(锤形),小锞银(馒头银,也叫小银锭),碎银(小银饼、不规则银块)。当时白银的形制在法令上并没有规定,完全由各省的官银钱局随习惯和方便而定。各种形状的银铸币中,银元宝(宝银)是最重要,清代的宝银大都是银楼银炉铸造,但有些机构也以自身的名义铸行银元宝,如海关、地方官银钱局、银行。银元宝在清代的金融界和商界是最重要的储备金。

▼图:左为清朝五十两银元宝,右为清朝小银锭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除了形制不一样,当时白银的称重秤砝也不统一,虽然都是以两称重使用,但是各地“两”的重量单位都不一样,当时“两”秤砝主要有四种:库平两(国库收支,为全国纳税用的标准秤);海关两(1858年成立海关后,用于关税);广平两(广东的秤砝,广大和外国接触早);漕平两。

清代,白银的成色也不一样,这是历代都存在的问题,成色不一就造成银两的价值无法准确衡量,在支付流通时就很不方便。为了统一白银成色标准,清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成色标准,即“纹银”,其成色是935.374‰,流通中的“足宝宝银”就是标准的纹银,各地的银两以此来折算价值,不过,纹银仅是一种假象标准,实际上并不存在。

以上说到的清朝白银形制、称重秤砝、成色不统一,造成白银在支付流通时使用起来很不方面,尤其是一些碎银。这为外国银币的流行创造了条件,外国银币在铸造规格、成色、重量较为统一,相比于中国本土的各种银锭、碎银显然更适合流通。

外国银元在明代时已开始流入,清朝建国以来,也一直在通过外贸途径流入进来,到嘉庆道光年间,外国银元已经从沿海商贸地区深入中国内地,鸦片战争之后,列强入侵,外国银元更是随之涌入。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,有来自西班牙、墨西哥、美国、荷兰等各国的十几种银元。在银元最初流入中国时,仍是以两称重使用,到19世纪初起,才改为以计个数使用,不再称重。

▼图:清代时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各类外国银元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从左至右依次:一、西班牙银元(正面印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头像,铸于1795年,俗称“双柱”);二、墨西哥银元(正面印墨西哥国徽图案:雄鹰口衔一蛇,背面为“自由之帽”,铸造于1863,俗称“鹰洋”);三、美国银元(正面印自由女神像,右手拿橄榄枝伸向前方,背面为雄鹰,铸造于 1874年);四、荷兰银元(正面印武士挥剑骑马奔驰图、皇冠和狮盾徽,背面是双狮托皇冠、盾徽图,铸造于1767年,俗称“马钱”、“马剑大洋钱”);五、英属东印度公司银元(正面印维多利亚女王头像,背面为英文“一卢比”,环边是英文“东印度公司”及铸造年份“1840”)。

外国银元的流行,和本土银两制行用的不便,在当时引发了银两单位和银元单位的激烈的舆论之争。这也迫使清政府对本国的银铸币进行改造。

其实,早在乾隆年间,西藏铸行过“乾隆宝藏”银币,西藏的银币还有“嘉庆宝藏”和“道光宝藏”。道光年间,福建台湾府铸造“寿星银饼”。此外还有用于发军饷的饷银银饼,还有商业界也在自行铸行银饼。不过,这些银币或银饼的流通地区和领域有限,也未获得清中央政府的认可,且当时仍是按银两单位来称重使用。

▼图:清代前中期的各类银币或银饼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从左到右依次:一、乾隆宝藏,始铸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。二、寿星银饼,正面中央铸寿星图案,铸于道光年间(1821~1850年)福建省台湾府。三、清代商界的“经正记”银饼,始铸于咸丰六年(1856年)。四、漳州饷银银饼,铸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的福建漳州。

鸦片战争后,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也随之兴起,西方的机器和工厂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引进,这为新式银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。终于,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清政府批准张之洞在广东省设厂试铸新式银元,1889年,广东省钱局大量铸造“光绪元宝”新式银元(背面图案为龙纹,且是模仿西方洋人银币铸造,因而也称之为“龙洋”币),清政府下令将此作为中国的官方法定货币,这是中国官方正式铸造新式银元的开端。

▼图: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在广东省铸造的“光绪元宝”,有七钱三分、三钱六分五厘、一钱四分六厘、七分三厘、三分六厘五等币值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此后各省的官银钱局纷纷仿效铸行新式银元,各省铸造的新式银元虽然也不一样,基本印有龙纹,因而均称为“龙洋”币,龙洋币发行后,快速流行起来。清末已经出现了以“圆、角、分”为单位的新式银元,而不是传统的记载重量的银币,这是银元单位的突破,可见当时已经有角、分辅币。虽然新式银元出现,但是此后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,银两制都一直存在。

▼图:清末各省官钱局铸造的各类新式银元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从左到右依次:一、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在北洋机器局铸造的壹圆银元,有壹圆、五角、二角、一角、半角等币值。二、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在湖北省铸造的光绪元宝。三、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铸造的户部光绪元宝,有一两、五钱、二钱、一钱、五分币值。四、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的壹圆大清银币,有壹圆、五角、二角、一角等币值。

宣统帝试图统一币制,宣统二年(1910年)四月,制定《国币则例》。不过很快辛亥革命爆发,之后所以以铸造的银元都充缴军饷,流通于市面。

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后,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《国币条例》13条。规定:国币分为银币、铜币、镍币三种,十进位制,以银为本位,以圆为主单位,角、分为辅单位,壹圆银币成色九银一铜,重量七钱二分。条例还规定了银币、铜币、镍币的种类、形状、发行和流通办法。

《国币条例》13条颁布同时,北洋政府设立币制局发行新银币,即“袁大头”银币。除了壹圆银币,银辅币还有半圆(5角)、2角、1角三种。统一成色为银七铜三。

▼图:“袁大头”壹圆银币,重七钱二分,成色九银一铜,来源于网络。

“袁大头”壹圆银币铸行后,由于形制统一,成色和重量能严格按照标准铸造,广受欢迎,很快就通行无阻,逐渐取代之前清代时各种“龙洋”币。

北洋政府被推翻后,进入国民政府时期,1927年国民政府停止铸造袁大头银币,改铸“孙币”。“孙币”统指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币,有好几种,并非一种。同时,“袁大头”也在并行流通。此后“孙币”和“袁大头”成为国内流通最大的两种银币,其他的中外银元逐渐退出流通。

▼图:民国十六年(1927年)铸造的孙币,来源于网络。

1933年1-3月,国民政府“废两改元”,规定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,须一律改用银币,不得再用银两交易,零碎的银两由中央银行收购统一铸造银元。各省不再各自铸银元,将银币的铸造权收归于设在上海的中央造币厂,从上海开始实行。“废两改元”在法律上废止了银两单位制,确立银元单位制,标志着自明中叶以来行用了近五百年的银两制彻底终结。

同年,中央造币厂从3月开始铸造新式的标准银币——“船洋”币(也属“孙币”的一种), \”船洋\”币设计新颖,铸工精湛,规格成色都高度统一,成色88%,含纯银达23.49克。

▼图: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铸造的“船洋”银币,正面印有孙中山侧面像,背面为双帆船图案,且有“壹圆”二字。来源于网络。

两年后的1935年,由于白银严重外流(清末的战争赔款已经使大量白银外流,再加上1933年美国的白银政策,中国白银外流更为急剧),中国存银严重下降,造成国内银行业受重创,工商业也造波及,纷纷倒闭停业。鉴此,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,禁止白银流通,白银收归国有,强制推行法币(纸币)取代银元。银元继银两之后,也被政府强制废止,此后,银元要么被政府收缴,要么被民间宝藏。自此,近五百年的白银本位制正式宣告终结。

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,白银也和黄金一样,也起到过避险作用。国共内战末期,国民党战败后退往台湾,运走了大量黄金白银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推行人民币,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和流通,但允许收藏或被铸成金银饰品,白银完全成为宝藏品或装饰品,消亡于货币流通中,白银的货币之路抵达终点。

PS

未完待续…

中国货币简史(下)

主要参考文献

《中国货币史》第二版,彭信威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.4

《中国货币演变史》第二版,千家驹郭彦岗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

《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》,张履鹏等编,河南人民出版社,2010.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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